<%@ codePage="65001" %> 四庫七閣始末

四庫七閣始末    劉 薔 清華大學科學技術史暨古文獻研究所

四庫七閣史話

藏書建築史佳話

四庫七閣後話

四庫七閣旁話


  清朝纂修《四庫全書》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文獻整理活動。這部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其主要歷史影響除學術成就外,當數“四庫七閣”的建立。該書因卷帙浩繁,不曾付梓刊行,只手抄了七部,分別建閣貯之,這就是被稱作“內廷四閣”或“北四閣”的北京大內之文淵閣、圓明園之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之文津閣和盛京(今瀋陽)故宮之文溯閣;以及被稱作“江南三閣”的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和杭州聖因寺之文瀾閣。四庫七閣因書而建,《四庫全書》因閣而得以保存。從書成閣立至今二百餘年間,書與七閣歷儘滄桑,伴隨著中國近代史上的頻繁戰亂而飽受摧殘,最短的存世僅六、七十餘年,目前只有文淵、文津、文溯、文瀾四閣尚屹立人間。以往對四庫七閣的考察,多限於一地一閣,綜論的文章亦不全面。本文擬就四庫七閣的建製沿革、藏書始末及歷史功績等方面進行研究,旨在從現代圖書館的角度,比照我國古代國家藏書樓的典範,評析它的建築功用、典藏方法、管理製度、利用傳播等情況,並將其與西方同年代的皇家圖書館作比較研究,以緬懷和宣揚清修《四庫全書》並立四庫七閣的歷史功績。

 

1. 四庫七閣史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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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修“四庫”,世所共知。其起因卻眾說紛紜:或云是沿襲了宋太宗編《太平御覽》等“四大書”、明成祖編《永樂大典》、本朝康熙年間編《古今圖書集成》等鴻書巨帙的做法,以編輯這樣一部更加偉大的巨著來標榜他的太平盛世、政通人和;或云是要通過編纂過程中的徵書、禁書、燬書和編書等一系列做法,來清除各種漢族士人反對滿清異族統治的思想和典籍,即鉗製思想,消滅異己,也就是後世所謂的“寓禁於徵”;或云是順應學術潮流,提倡漢學的校勘、輯佚、訓詁等研究,稽古右文,以渲染文治修明的景象,等等。這些說法都是後人在分析論證編纂《四庫全書》所起到的實際效果時總結出的,恐怕也的確都是乾隆皇帝的動機所在。

  無論如何,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開始徵書,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庫館開館,到乾隆四十六年(1782)二月第一份《四庫全書》抄成,這次由朝廷倡導的規模空前的修書活動,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全書》廣泛網羅和搜集了從上古流傳至清初的所有著作,用“經”、“史”、“子”、“集”四大部分類,共收書3,461種,總計79,337卷,約97,700萬字(1)。它不僅全面總結和系統整理了三千年來中國封建文化的學術成果,保留了豐富的典籍,而且任職於“四庫全書館”的官員學者,多是當時學術界名流,他們傾十年心血而成的《四庫全書》,無疑也是對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大貢獻。

  中國自古便有重視書籍保藏的傳統,上至天璜貴冑,下至平民百姓,對藏書大多珍愛有加,只要條件允許便精心營造專門建築以庋藏圖籍。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四庫全書》尚在編纂之中,乾隆皇帝就想到了如何使編成之書“以垂久遠”的問題。他知道“藏書之家頗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閣為巨擘”,(2)並聽說范家的藏書樓“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3)便特諭當時的杭州織造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如何,是否專用磚石,不用木植;並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察,燙具準樣,開明丈尺呈覽”。(4)寅著親赴杭州,很快就將天一閣的構造、建製等情況一一查明,迅速稟告朝廷。乾隆皇帝見天一閣“間數及梁柱寬長尺寸皆有精義,蓋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5),下令“爰依《永樂大典》之例,概行抄錄正本,備天祿之儲”,(6)同時仿照天一閣的規製,興建藏書之所。

  首先修建的是所謂“內廷四閣”,分別選在紫禁城內、御苑圓明園、承德的避暑山莊和興王之地─盛京的故宮內,這些都是清朝皇帝經常駕臨的所在。四閣由乾隆精心命名,稱“文淵”、“文源”、“文津”、“文溯”。乾隆皇帝以為,“文之時義大矣哉!以經世,以載道,以立言,以牖民,自開闢以至於今,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以水喻之,則經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經而生。故吾於貯四庫之書,首重者經,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數典天一之閣,亦庶幾不大相徑庭也夫。”(7)這既表明了乾隆帝推崇儒家經典的宗旨,也借若“淵”、“源”、“津”、“溯”等字,從水而立義,仿效范氏天一閣的“天一生水”而剋火,以求閣書永存。乾隆皇帝還為每個閣都親撰記文,勒於碑上,立在閣前。

  文淵閣於乾隆三十九年十月開始修建,乾隆四十一年(1776)告成。地點選在紫禁城東南的文華殿之後,原明代聖濟殿舊址。文華殿本就是皇帝歲時經筵講學必臨之地,貯入《四庫全書》以後,更成為清帝“枕經葄史,鏡已牖民”(8)的所在。閣內懸有乾隆御書“匯流澄鑒”四字匾。

  文津閣於乾隆三十九年秋動工,次年夏建成,這是內廷四閣中第一座建成之閣。位於山莊西北隅,千尺雪景區之北。乾隆帝對在此建閣貯書極為得意,認為“山莊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則閭閻日富,禮樂日興,益茲文津之閣,貯以四庫之書,地靈境勝,較之司馬遷所云名山之藏,豈啻霄壤之分也哉?”(9)加之每年帝王諸臣、各族首領和外國使節都雲集山莊,將皇家藏書樓建在此地,更可以標榜天朝的文治武功。

  文源閣是乾隆三十九年在圓明園內原有建築四達亭的基礎上略為增葺,於次年繼文津閣之後告成的。位置在全園的西北,南接水木明瑟,西臨柳浪聞鶯。閣額及閣內“汲古觀瀾”匾皆乾隆御書。文源閣落成後,乾隆皇帝每年駐蹕圓明園,幾乎都要來此修憩觀書,吟詠題詩。

  文溯閣在四閣中建成最晚,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始建成。閣在瀋陽故宮之西,一如其它三閣規製。乾隆帝曾說:“恰於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詩所謂溯澗求本之義”,(10)體現了乾隆皇帝不忘祖宗創業艱難,為後世子孫示守文之模的深意。

  乾隆四十六年年底(1782)第一份《四庫全書》抄成,首先庋置於大內文淵閣,此後又陸續抄成了其它三份,順次送藏文溯閣、文源閣和文津閣。北四閣全書尚在抄寫裝潢期間,鑑於江浙一帶素稱“文獻之邦”,自“趙宋以來,成名山之業者,紛紛稱盛”,乾隆又做出了一重大決定,他在四十七年(1782)頒布的上諭中說道:“因思江浙為人文淵藪,允宜廣布流傳,以光文治。現特發內帑銀兩,雇覓書手,再行繕寫全書三份,分貯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擬改建文瀾一閣,以昭美備。”這就是所謂的“江南三閣”或簡稱“南三閣”的由來。

  文宗閣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率先建成。康熙和乾隆南巡時,常駐蹕在形勢險要的鎮揚,因此鎮江的金山上、揚州城外的天寧寺內都建有宏麗的行宮,文宗閣就建在金山行宮之左,江天寺(即金山寺)之南。閣名“文宗”,乾隆有詩為釋:“四庫全書抄四部,八年未蕆費功勤,集成拔萃石渠者,頒貯思公天下興。古今英華率全薈,江山秀麗與平分。百川於此朝宗海,是地誠應庋此文。”相傳鎮江的金山是百川朝海之處,故有此名。閣內懸有乾隆親書“文宗閣”和“江山永秀”兩塊匾額。

  文匯閣略晚於文宗閣,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建成。天寧寺位於揚州北門外,文匯閣在天寧寺行宮的御花園內,園內正殿名為大觀堂。閣名“文匯”,乾隆亦有詩說明:“萬卷圖書集成部,頒來高閣貯凌雲,會心妙趣生清暇,撲鼻古香欲凈蕓。身體力行愧何有,還浮反樸念常勤,煙花三月揚州路,莫謂無資此匯文。”閣內也懸有乾隆親書的“文匯閣”和“東壁流輝”兩塊匾額。

  文瀾閣位於西湖之濱,背山軒立,它是將杭州聖因寺後的玉蘭堂改建而成的,建成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改建的各項工費均由浙江商人捐辦。據時人記載:“閣在孤山之陽(南麓),左為白堤,右為西泠橋,地勢高敞,攬西湖全勝。外為垂花門,門內為大廳,廳後為大池,池中一峰獨聳,名‘仙人峰’。東為御碑亭,西為遊廊,中為文瀾閣。”(11)

  七閣內的《四庫全書》均用浙江上等開化紙繕寫,每份抄得三萬六千冊。書冊封皮採用“經、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的裝潢辦法,所謂“經誠元矣標以青,史則亨哉赤之類,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12)味其大意,即用象徵四季的顏色來標明書的類別:經書居群籍之首,尤如新春伊始,當標以綠色;史部著述浩博,如火之熾,應用紅色;子部採擷百家之學,如同秋收,應著以淺色為宜;集部詩文薈萃,好似冬藏,適用深色。現存七閣之書基本上遵循了乾隆皇帝的想法,絹面分別為經部葵綠色、史部紅色、子部藍色、集部灰黑色。以色分部,一目了然。只是南三閣全書與北四閣全書稍有差別,經、史兩部不變,而子部為玉色,集部為藕合色,仍未離取法春夏秋冬四季的初衷。

  裝幀上為軟絹包背裝,束之綢帶,並以楠木為匣,既精緻美觀,還能防潮防蛀。江南三閣之書的開本比北四閣略小,而且許多文獻記載南三閣的抄工比較草率,缺卷、缺葉情況較多,這恐怕就是不能善始善終之故了。各閣全書上還分別鈐印以示區別;文淵閣全書每冊首頁鈐“文淵閣寶”,末頁鈐“乾隆御覽之寶”;文源閣全書首頁鈐“文源閣寶”和“古稀天子”,末頁鈐“圓明園寶”和“信天主人”;文津閣全書首頁鈐“文津閣寶”,末頁鈐“避暑山莊”和“太上皇帝之寶”;文溯閣全書首頁鈐“文溯閣寶”,末頁鈐“乾隆御覽之寶”;江南三閣全書,均為首頁鈐“古稀天子之寶”,末頁鈐“乾隆御覽之寶”。朱色晶瑩,又為全書增色不少。

  從乾隆三十八年二月開館,至五十二年四月續繕三份全書告成,在長達十四年的時間裡,清朝政府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終於基本完成了七份《四庫全書》的纂修和繕校工作。參加編修、謄寫的多達4,000餘人,抄成的七份總共20餘萬冊,是名副其實的“文化總匯”、“典籍淵藪”。四庫七閣的建立不僅豐富了清王朝的國家藏書,也為當時和後世留下了許多話題供人評說。

 

2. 藏書建築史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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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藏書建築保存至今的為數不多,其中以明代的天一閣和清代四庫七閣中幸存的四座最為著名。儘管四庫七閣是乾隆皇帝頒詔以范氏天一閣為樣榜建立的,實際在設計思想、內部構造、與環境的協調統一等方面,四庫七閣較天一閣更加完善與合理,可以說它代表了中國古代藏書建築的最高水平。

  四庫七閣的建造者對天一閣最忠誠的繼承是“以水剋火”的設計思想。范欽看到自己的密友書法家豐坊家中的萬卷樓失火,上萬卷的珍本秘籍頓時化作灰燼,極為驚痛,遂採用漢代學者鄭玄注解《易經》中的“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說法,以“天一”為自己藏書樓命名,同時在設計建造這座天一閣時無處不體現其“以水剋火”的思想。范欽曾經做過明嘉靖朝的工部員外郎,對建築業有過直接接觸,因此對天一閣的建造考慮得很是周詳。天一閣上下兩層,面闊六間,暗合“地六成之”之說;閣前有池,引月湖之水,可用作滅火急需;此外還綜合考慮了通風、防蠹、防潮等問題。天一閣落成(1561-1566)後數百年巋然不廢,這在中國藏書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人們對它熱情傳誦,對它的防火功能更是百般猜測,當然其中也不乏無稽之談:

有人云:四明范氏天一閣,藏藏書架間多庋秘戲春冊以避火也,予謂春冊乃誨淫之具,雖是名筆,豈可收藏?況與古人書籍同列,更滋褻瀆。避火之說,本自何書?范氏貽謀不若是其謬,當是傳聞之誤。縱或信然,亦不足法。

家大人聞之曰:“爾之言是也。惟聞天一閣北方多隙地,壘石為坎卦,取生水之義,此實有至理,異日予家‘津逮樓’,宜北向,即於壁間以磚作坎卦六象,其謹識之。”(13)

  這裡的“家大人”是指金陵藏書家甘福(1768-1834),清道光二十年(1832)他曾建造了一座上下三楹的的藏書樓,就是這段舊聞中的“津逮樓”,可惜只傳世三十年,就和文宗閣、文匯閣一樣,燬於太平天國攻打南京的戰火中了。

  由於乾隆皇帝的親自過問,七閣的設計者對天一閣的建築思想精髓格外用心領會,並結合自己的藏書實際融匯貫通。建築之前,設計者首先對藏書數量和建築面積的對應關係進行了周詳的考慮。《四庫全書》每部分裝36,000餘冊,納為6,144函,加上《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總 目》、《四庫全書考證》等書,總共多至6,700餘函,比天一閣藏書多出一倍以上。因此設計者沿襲了天一閣正宇上下六楹、各通為一間,暗合六之成數的作法,而對內部結構予以很大改進,採取了明兩層暗三層的“偷工造”法,即外觀重檐兩層,實際上卻利用上、下樓板之間通常被浪費的腰部空間暗中多造了一個夾層,全閣上、中、下三層都能用來貯藏書籍。具體安排為:下層中間為一廣廳,高貫兩層,除閱覽外,儲藏《總目》、《考證》和《古今圖書集成》,左右稍間儲藏《四庫全書》的經部20架;中間一層儲藏史部33架;上層儲藏子部22架和集部28架。這樣既充分利用空間,又節省工料,體現了清代宮廷建築師們在工程設計和建造藝術上的深厚造詣和高超技巧。

  七閣對“水”的強調比天一閣更為突出。它繼承了天一閣前有曲池,旁有假山的作法,借山水蔥鬱之氣庇護閣書永存。現存文淵、文津、文溯、文瀾四閣以及文源閣遺址或閣前,或閣後,或閣旁,無一不是以太湖石、雲片石疊堆出綿延起伏的假山,除文淵閣是引內金水河之水,上架一三樑石橋外,其它均是鑿挖曲池,並放養金魚於其中,據說大可盈尺。文源閣的池前還豎有一巨大太湖石,名“石玲峰”。高出水面三丈餘,玲瓏剔透,環孔眾多,正視之,則石如烏雲翻卷;手叩之,音色如銅。石寬盈丈,四周俱鐫有名臣詩賦,是當年圓明園中最大、也是最著名的一塊太湖石,與頤和園樂壽堂前的“青芝岫”齊名。

  外觀上七閣均為水磨絲縫磚墻,清宮慣例的朱紅墻色因其火氣十足而被易為較沉靜無華的灰色,廊柱和窗檻等為綠色。文淵閣還易天一閣的硬山式屋頂為頗具宮廷味的“歇山頂”。屋頂上覆黑琉璃瓦,檐頭鑲以綠琉璃瓦邊,即所謂的“綠剪邊”。油漆彩畫也一改皇宮中金龍和璽的富貴堂皇,而代以清新的蘇畫,為了顯示建築功能,特地繪以河馬負書和翰墨卷帙畫面,並以波濤流雲為點綴,色調清雅。北四閣地處皇家宮禁園囿中,在一片金碧輝煌中卓然不群,獨擅樸素之美;南三閣更是與傳統的江南園林和諧一致,達到了宮廷建築與民間建築的高度統一。

  注重防火的同時,尚要防止潮氣侵入。據記載,七閣閣體的山墻厚達三尺四寸,內墻四周還安裝了護墻板一層。蟲蛀也是書籍的大敵,為此,七閣之書首先是以珍貴的楠木或樟木製作函套及夾板,其次為免生蟲蟻,七閣周圍不植樹木,隙地僅種青竹若干,徑可盈寸,高三丈餘,幽靜